臣以朴樕小才，误蒙亲擢，度越常等。厕迹禁路，曾未两月，复玷异恩，宠以次对之美职，分以西土之阃寄。臣实何人，可当此选？闻命以来，日夜忧惧，不敢常人自视，以异数为喜。亦不敢典故自比，以辞免为高。心诚求之，思所以仰副圣主眷遇之意。窃以立功立事之世，非可以禄位决进退也。朝廷清明，四方无事，自一命以上，皆得以行其志，菽水可以奉其亲，吏事可以振其职。及纷纭之际，国论不一。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犹不受命，种师道尽护诸将，讫无成功。世变愈下，艰难愈急。家国之事，有不可胜言者。有志之士，犹尚以禄位言哉？直当论可否耳。自古阃外之臣得以尽其所学，非谓一己之见足以尽知天下之事，一夫之力足以尽制诸将之勇也。恃朝政以为根本，假威令以为事权，执赏罚以为劝惩，资佐属以为辅助，又须在王所之善士以为之主，妒功嫉能之士不挠其政，如此而见义不勇，可以坐不任责之罪矣。为司寇于鲁者，不若乘田委吏之为省事；为卿于齐者，不若抱关击柝之为专职。国论之所不系，则守官者犹得以守道也。若事关大体，与国论相表里，有文王之令闻，而后中国可以守；有宣王之修政，而后猃狁不足虑。当艰难之时，宵衣旰食，一日万几，君以惰堕责其臣，臣以丛脞戒其君。开心胆以延见士民，惜寸晷以响应奏报，则传导于下者无愧辞，叫号于外者有近效，谓阃外之臣，恃朝政以为根本者此也。若使法令变更，农末俱病，处置失宜，军民胥怨，发为播告者厥指或匿，形于论疏者旷日不报，则所当恃者无所恃矣。郭进诛御马直，谓之专杀可也，而太祖不责；张美强取民女，谓之无检可也，而太祖不问，恐阃外之权于此少沮也。况于公事之所当行，缓急之所倚重，居阃外之职者谓之节制，行阃外之事者谓之便宜，人才出类者可以承制用，将佐失律者可以逗挠诛，已奏者不必待报，未奏者不必诘问，谓阃外之臣假威令以为事权者此也。若使将帅跋扈，深自交结，州县轻率，不相关白，互有申请者尚决于胜负，转相诟詈者或俟于调停，则所当假者无所假矣。赏当其功，虽喝转十官者不以为僭；罚当其罪，虽戮及全队者不以为滥。居阃外之职，正当视国事如家事，惜官物如己物。不以一毫弥缝亲旧，不以睚眦报复雠怨。势要之力所不能移，阔褊之书所不能夺。阃外之不得其人，逐之可也；假赏罚以行其私，罪之可也。不逐不罪，则其说必所当行，其求必所当与，谓阃外之臣执赏罚以为劝惩者此也。若乃高爵授之，而以不肖之心疑之，闻喝转则举朝伸舌，行法令则旁观失色，官命未改，踪迹摇动，则所当执者无所执矣。唐方镇全在幕属，不必一一参军事也。或议论宏伟，可以助名教；或文采雄壮，可以草表檄；勇能专将者，可以备策论；才堪应变者，可以广智虑，谓阃外之臣资佐属以为辅助者此也。若使如今世举削与今世权局，发书者称有旧而已，不问其才具；投诚者求寸进而已，不揣其能否，则所资者无所资矣。孔子入卫，主于颜雠由而后进；孟子入鲁，尼于臧仓而见沮。勿谓圣贤行志直情，独立而无所附丽也。颜雠由之徒诚未易得，彼臧仓者世常有之，不可不察也。士大夫有志事功，已畏其少，若又痛加沮格，谁肯任事？往者事变尚浅，踪迹尚秘，虽诡辞浸润，不过系一二士大夫出处。比年两军相加，肝脑涂地，战死骁将指为降番，亲获酋帅诿曰虚诈。变乱人心，绝灭天理。万一山东忠义识破事体，两端首鼠，有翻然事新之意，此何时也！旁观胆落，独欲以阃外之事，责办于阃外之臣，不其难哉！臣蒙恩所领郡只是一路安抚，且又与西南外境为界，不近北边，事不相关，不应遽启此论。然念富平之败扰及果、阆、兴元之溃径至遂、普，设使江淮有警，则蜀道岂可安迹？关外有警，则剑南岂可高卧？而况吐蕃部落，连及威、茂，云南遗种，渐迫黎、雅。臣顷年尝转漕关外，讨论四蜀事体，知成都脆弱之卒不足以有用，汉中单寡之兵不可以独立。制帅之与总所，位置非宜，将来职事间，必有抵牾；官军之与忠义勇悍无礼，将来调发处，必有不逊。以至兵财递铺间探等事，所当改弦者，不一而足，尝作《病夫议》以告当路。以为同此思虑而后可以同所见，同此忠赤而后可以同所行。若以为不可，而欲择其中一二事间行之，或过时失事，而欲取已陈之旧说徐行之，二者皆不及事，而欲责建议者之非计，非所闻也。今四年矣，事变已见，而臣适当是选，吻合于过时失事之说，臣实惧焉，用敢详其说以告陛下。昔张咏之守益州也，迟半岁而不行，知蜀道未定，不可以遽进也。太宗以面对许之，以便宜从事谕之，知蜀远难，决不可以隃度也。又敢仿是说以复于陛下，惟陛下留神，取进止。

曾祖谊，皇任中书舍人、累赠左仆射。曾祖母太君李氏。祖去华，皇任尚书工部侍郎、累赠司徒。祖母郡君王氏、郡君王氏、郡君高氏。父师德，皇任左谏议大夫、累赠太尉。母郡君潘氏、陇西郡太君李氏。本贯开封府襄邑县锦绣乡濯锦里。公讳景宪，字正国，太尉公第二子。其先河朔人，七代祖达，唐末为亳州刺史，遂家于襄邑。至司徒公，始为洛阳人。公天圣四年，以太尉公薨，授守将作监主簿。明道元年，迁太常寺太祝监西京商税院，局事修举，吏不敢欺。迁大理评事、卫尉寺丞。康定初，河东始籍民兵，慎择令宰。公以安抚使、天章阁待制吴遵路，秘阁校理石延年荐，擢知并州榆次县。榆次素号剧邑，前令多以不职免，公至则大治。改大理寺丞。庆历四年，丞相杜正献公、参政丁文简公连章荐公，超迁通判棣州，改太子中舍。以本路职司避亲，就移通判齐州。齐多盗贼，而狱讼繁夥。公谓「民迫于饥寒，不能远罪。若一置于法，则何所措其手足」？由是原其情之轻者，皆释不问，自此盗贼衰而狱讼简少。公以辞学，尝预贡士之选，而见遗于礼部，遂不复再举。后丞相程文简公两荐公，乞召试出身，公曰：「君子进以道，仕以义，何必假此而后奋乎」？卒辞不就。八年，改殿中丞、知梁山军。梁山介于川陜，民俗乖戾，至有父子异居、而杀人以祭鬼者。公以谓虽远方，亦当齐其风教，即峻加惩革。未期月，而民不敢犯。以祀明堂恩，迁国子博士，赐五品服。皇祐五年，以尚书虞部员外郎知海州。州有富民，丐子以养，而为凶人教其怨家讼之，累岁不决。公亲讯其事，尽得诬枉之状，即流所教人于远州，其连系几百人，尽释之，莫不欢呼而去。迁比部。嘉祐初，仁宗患茶税不均，遣使诸路较定。公被命湖北，凡一年，悉按园户虚实，以定其税，所入不减旧，而民无不均之患。四年，使还，权三司开拆司兼提点催驱公事。未几，改开封府判官。天府浩穰，自非通才敏识，则不足以胜其任。公发奸摘伏，洞见情伪，老胥猾吏，傍视惕息，畏之犹神明。时豪宗大姓犯法者，尝请托于府僚，有与故尝往还者，亦阴为之地。公持之益坚，而于法终不少挠。自是都下翕然称之，以为一府之望。开封捕盗赏法，获贼于旧城者比新城为厚。时有杀人于新城外，而捕者乃云获于旧城，以觊厚赏。辞已具，公密讯其囚，乃捕者日以饮食恩意诱使杀人，且邀于旧城而执之，遂置捕者于法。有忌公者乃讽言路，谓公侵擅尹权。仁宗察公之直而不听。迁驾部、充淮南转运副使。山阳令郑昉贪赃累十万，监司以其亲族多在显要，莫敢按。公曰：「法当先于贵权，而于凭藉声势者有所不行，则法尚可存哉」？乃穷治其状。会英宗登极赦，昉得以不死，犹除籍，流窜岭南。自是贪吏震畏引去者数人。淮南发运司常预借滨、淮廪米，以充诸路上供之数，虽有文具，而不即偿。公以谓诸路漕挽，各有所职，不容相侵，即戒郡县，不复得借。因此衔怨，搆飞语于三司，务为中伤。公曰：「我职当尔，岂可诡随以苟自安？设三司不我察，我何恤哉」！八年，英宗即位，迁主客郎中，又迁金部。九年，移京西转运使，丁母忧。公至性过人，一夕号恸，髭发尽白。终丧，哀毁若不胜服。治平三年，服除，授京东转运使。今上即位，恩迁司勋。某官王逵尝累任监司，以苛酷闻。及致仕还乡里，而贪恣不法，为乡邑之害。妄称受朝廷密旨，察郡县过失，以胁持上下，因取贿货。一路畏之，莫敢与校。公悉条其罪上之，遂羁徙宿州，乡邑莫不称快。所部郡守有以贪污闻者，未至官，先谒公，公曰：「君昔在齐州，已为民患，今又欲为兖州患邪」？其人惧，即请老而归。未踰年，移江南东路，因奏议漕挽之弊，盖由主者皆三司冗吏，本无廉隅，与舟人侵攘为奸，甚者沈其舟以灭迹。宜代以命官，且明其赏罚之格，则可以绝其弊。朝廷行其议，迄今为便。熙宁二年，移成都府转运使，过阙，上嘉公才，留为三司户部副使。未几，奉使北鄙。还，复使西陲，按视啰兀、府宁二城。公受命，即奏曰：「二城不可守，臣固不待到而后知」。既而行，未半道而府宁果已失守。及还朝，更陈啰兀不可守之状，且曰：「边防本无事，皆王人生事邀功，罔惑朝听，以至于罪。非严行惩戒，则疆埸无由安静」。一日，上谓公曰：「河东凋瘵，卿当出总漕事」。授集英殿修撰、河东都转运使，仍赐金紫。时朝廷方行民输钱免役之法，议法者有希司农旨，欲以佣直之外，广增其数，以宽剩为名者，公折之曰：「免役之法，正欲惜民力，可因以重敛乎？况河东地多山瘠，民情俭啬，多取之则虐矣」。迨所议定，总一路岁费，佣直之外，才取数万缗，以备凶岁，朝廷从之。暨常平新法之行，州县多不晓法意，而失于宣布。司农奏请下诸路监司覆按所部，行之差谬者悉俾正之。他路或即加按劾，群吏讻讻。唯公所部，但改正而已，未尝有所劾也。议者欲以河东分为两路，朝廷以问公，公曰：「河东之田，肥硗不同，郡县财赋两属，不能相通而用矣，分路为不便」。朝廷从之。时民力疲困，仓廪虚匮，公均其税赋，乘岁丰为储积。未逾年，民力遂宽，而兵食有羡。逮公之去，虽穷边小垒，皆有数年之蓄。六年，改太常少卿。七年，擢授右谏议大夫，再任。明年，移高阳关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、知瀛州。先是，雄、霸之间，岁出金帛购谍者，以揣知虏情。公下车未久，谍者自雄踰莫而至，公谓幕府曰：「谍者远来，徒觊厚赏，若不抑之，殆且生事」。即醉以酒，夜遣亲信吏载还雄州，俾雄守以状闻。他日王人锡冬服，部将有被酒后至，公召立庭下责之，由是军中肃然。有掌庾吏曹谏恃戚里不法，累赃至死，监司庇之，犹欲荐举。公悉按其罪，无所顾避。元丰二年，召赴阙、因登对，具奏：「熙宁以来，岁多凶歉，百姓积逋甚众。今岁一小登，州县督促，使偿累岁之负，道路流言，以谓其害甚于凶岁，愿少假以纾元元之急」。天子可其奏，以付有司。因自乞便郡，就差知河东。陛辞日，从容奏曰：「臣愚误蒙陛下拔擢，猥备法从，常愧绵力，不能补报。今犬马齿衰，恐一旦捐沟壑，不复再望清光。区区之诚，终欲竭尽。臣闻圣人以天下为度，其于四夷，何所不容！以陛下英武，宜无不服。比来西南远羌，乃敢跳梁犯边，殆边臣扰之耳。若进兵远讨，则恐粮饷不继，坐困我师，亦恐交相杀伤，干犯和气，将致饥疫之灾，则迩人先受其弊矣」。上曰：「卿言是也，盖朝廷有不得已耳」。三城为京辅要郡，每郡岁秋夏常以大河为忧，水官务省近费，而不计远功，故连年决溢，以为民害。公至，请增岁费，又展北埽，以当水冲，其害遂息。俄以本路转运使亲嫌，乞移他郡。元丰三年，徙知同州，坐失举，左迁朝议大夫、知房州。踰岁，上惜其才，复太中大夫、知兖州。未赴，感疾，以是年十月十五日考终于房陵之正寝，享年六十有七。公天资英特，少有大志。方为儿时，从母夫人过外氏李文靖公家，与群儿游，独不好戏弄，外家异之。太尉公捐馆，公方十二岁，处丧已如成人。母夫人尝有疾，公忧形于色，寝食兼废，躬治药剂。为杵伤指，亟以衣覆之，惧贻母夫人之忧。母夫人李氏父太傅公，有人伦之鉴，尝抚公背曰：「此儿风骨秀异，发言不妄，必能大张氏之门」。相国王沂公亦以太傅公言为然。及长，侍奉母夫人，竭力养志，凡四十馀年，未尝少有颜色之忤。龙图尹公师鲁，负天下重名，爱公之才，两以女配之。公既游师鲁门，益好《春秋》学，与朋友论辨古今，至忠义名节之际，必慨然叹息，常欲身行之。故历官所至，无不称治。虽有积弊素不振者，于谈笑间决之，莫不当理。退食宴坐，披玩图史，淡然视轩冕，若无足以动其心者。又其自奉甚薄，所得俸禄皆均施内外亲族，故历仕虽久，而家无馀赀。视兄弟之子，情均己子，有少孤者，必先己子而保任之。家居有法度，尝戒诸子曰：「汝曹立身行己，当以孝悌忠信为先。茍不由礼义而进，虽富且贵，亦吾所耻矣」。方其副三司也，士论已为即当进用，而公守道自信，非公事未尝及执政之门，故居三司最久而不迁。凡出仕五十年，扬历三期，其所设施，皆可为法。然公性谦厚，既不自矜异，复不妄许可，故独为当世贤者所知，杜祁公、富韩公尤所信重。及坐失举，谪守房陵，虽僻陋无医药，怡然顺适，家人不见有忧愠之色。疾革，召诸子属以后事，神色不乱。先夫人追封天水郡君，今夫人封长乐郡君。子五人：长塾，通直郎、河东转运司勾当公事；次量，前定州唐县主簿；次益，承务郎、权知郓州寿张县；次重，承务郎；次直夏，进士。女六人：长适宣德郎、签书集庆军节度判官厅公事石熙，次适前颍州团练推官李坚，次适通直郎、审官西院主簿李士京，次适承务郎韩宗质，二女在室。孙男三人，孙女七人。将以元丰六年某月某日，卜葬公于北邙之原，以先夫人天水郡君祔焉。公之大节，始终可纪，以直道事君，方正率下，传家清白，而信于朋友。位虽居两禁，犹未足以究其才，今不幸已矣。某勉从诸孤之请，直叙所闻，为公行状，托当世名公大人以为之志，而垂不朽焉。谨状。

言传国玺者多矣，讫无定说。原其所由，则人主身自服之，非臣下之所常见，道听涂说，未免差误，传记杂录，易以湮没（原注：《旧唐·经籍志》有纪僧真《玉玺谱》一卷，姚察《传国玺》十卷，徐令言《玉玺正录》一卷，而僧真、姚察之书久不传矣，《馆阁书目》中亦无徐令言《正录》，而其说或亦谓之《玉玺谱》，间见诸书。唐章怀太子注《后汉·光武纪》，已用其说。今仅有蜀本《朝士谈》一书，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，其叙玉玺事颇详，最无依据。）。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，又以徐令言、李石之说参于其间，尤更牴牾（原注：令言信《北齐书》之说，谓永和所得之玺，即秦玺也，与《晋纪》不同。又谓侯景既败，侯子鉴盗其玺，走江东，惧追兵至，投诸佛寺，为栖霞寺僧永所得。陈永定三年，僧永死，弟子普智奉献。陈亡，玺传于隋。不独晋非此玺，而陈隋亦无此玺矣。李石信《晋阳秋》之说，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，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，乃送建业。不独晋不得此玺，而永之崛起，亦无得玺之理。语在《永和玺》注。）。正史所载亦多不同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，士大夫以纸出之，当职官手自摹之，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（原注：郑望之《秦玺跋》云：绍圣四年初献秦玺，诏百官杂识视。时先君为尚书郎，乃请以纸出之，遂得其真。《金石录》云，咸阳所获传国玺，初至京师，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，诫手自摹印之，遂传于世。）。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，不得而尽考也（原注：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，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，当是据崔浩而言。崔浩《汉书音义》曰：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。舒元舆云：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，而飞上天矣，则其玺当为白玉。徐令言云：其玉出蓝田山。蔡京等云：其色绿如蓝，则其玺当为绿玉。《石虎别传》曰：武乡长城县韩强，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，与玺同文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虎以为瑞。则又有玄玉者矣。）。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，与白色、绿色、玄色并出之异，然后辨史氏之差误，众说之不根，使后之君子有考焉。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，各服所好。秦独天子称玺（原注：出《汉旧仪》），始皇作传国玺，使丞相李斯书之，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（原注：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旧《吴书》之文如此。应劭《汉官仪》曰：天子有传国玺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且康。」《吴志》注云：「且康」、「永昌」二字，未知何者为得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秦玺面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玺上隐起为盘龙文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是皆未见真玺者也。考正史及众说，未尝有「且康」二字，其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已两至本朝。其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自晋传隋，亦不闻有背文、面文之说也。且既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则其背文不应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意同而词不律，非古人之意也。）」。汉高帝入关至灞上，秦王子婴系颈以组，降轵道旁，封上始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高帝纪》。）。后诛项籍，即天子位，服御其玺，世世传授，号曰汉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汉官仪》以为子婴上始皇玺，高帝因服御之，恐未必如是之遽也。）。周勃诛诸吕，废少帝，尝手贯皇帝玺（原注：出《史记·世家》应劭注。）。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，下廷尉，薄太后谓文帝曰：「绛侯绾皇帝玺，将兵于北军，不以此时反，今居一小县，顾欲反耶」？文帝乃出之（原注：出勃本传。）。昭帝时，殿中有怪，一夜群臣皆惊。霍光召尚符玺郎，郎不肯授光，光欲夺之，郎按剑曰：「臣头可断，玺不可得也」。光甚谊之。明日，诏增此郎秩二等。后光废昌邑王，即持其手，解脱其玺组，奉上太后，乃立皇帝（原注：并光本传。）。哀帝崩，无子，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，收取玺绶（原注：出《王莽传》。《太平御览》载，哀帝将崩，以玺绶付董贤，曰：「无妄以与人。」中常侍王闳者，莽叔父也，白元后，请夺之。即带剑至宣德闼，谓贤曰：「宫车晏驾，国嗣不立。君受恩深重，当俯伏号泣，何事久持玺绶，以待祸至耶？」贤不敢拒，跪授玺绶。按《汉书·董贤》、《王莽传》，哀帝置酒麒麟殿，上在酒所，从容谓贤，笑曰：「吾欲法尧禅舜，何如？」闳进曰；「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天子无戏言。」上默然不悦。哀帝既崩，莽白：「董贤年少，不合众心。」收贤印绶。则知元后之未央者，收皇帝玺绶；而王莽所白者，董贤印绶也。《御览》本援引《汉书》，而班固、荀悦之书皆不载，不知何书耶？）。平帝既崩，孺子婴未即尊位，玺藏长乐宫。王莽篡汉，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，后怒曰：「而属父子宗族，蒙汉家力，富贵累世。既无以报，受人孤寄，乘便利时夺取其国，不复顾名思义。人如此者，狗猪不食其馀。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，亦当自更作玺，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」！太后涕泣而言，舜亦悲不能自止，良久乃仰谓太后：「臣等已无可言者，莽必欲得传国玺，太后宁能终不与耶」？太后闻舜语切，恐莽欲胁之，乃出汉传国玺，投之于地，以授舜曰：「我老已死，知而兄弟今族灭也（原注：出《元后传》。《玉玺谱》曰，元后投之于地，玺上螭一角缺。而正史不载，至《吴书》乃始见之也。）」。及汉兵诛莽，莽带玺绶避火渐台，商人杜吴杀莽取绶，不知取玺及莽头。公宾就见绶，问绶主所在，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。宪得玺，无所送。妻莽后宫，乘其车服。越四日，而李松、邓晔入长安，斩宪，送更始大司马谢禄，而玺归更始矣。赤眉杀更始于高陵，立刘盆子为帝。建武三年，光武征赤眉于宜阳，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，乃诏先帝玺绶，归之王府，斯乃祖宗之灵，士人之力。其择吉日，祠高庙，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，乃受传国玺（原注：出《光武纪》。）。灵帝既葬，少帝在位，献帝未立，宦者张让、段圭作乱，劫二帝幸北宫，又走小平津。掌玺者奔散，并失其玺。让、圭等既诛，二帝既还，得六玺于阁上，而传国玺独未得也。董卓废少帝，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。初平改元，山东州郡起兵讨卓，卓迫帝都长安。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，破虏将军孙坚，以袁术之命入洛阳，扫除汉宗庙，平塞诸陵。坚军城南，甄官井上，旦有五色气，举军惊怪。坚令人入井，探得传国玺，方圆四寸，纽盘五龙，上一角缺（原注：此《吴志·孙破虏传》注引《吴书》之言也。此玺元后投之于地，旧不言一角缺，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。）。明年，坚死，袁术将僭号，拘坚夫人而夺之（原注：出《山阳公载记》。）。术僭号二年而死，荆州刺史徐璆得玺，还许上之汉（原注：出《朝士谈》，与《山阳公载记》相表里。但《载记》节文见于《吴志》注与杂书，未见全文，恐亦出《载记》也。而《玉玺谱》乃云，袁绍有僭盗意，拘坚妻，逼求之。绍得玺，举兵以向魏武，魏武恶之。绍败，得玺还汉。恐不然也。按坚为破虏将军，乃袁术之意。坚死后，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，策载母徙曲阿，继从袁术，其不为袁绍所拘，事理明甚。）。魏文帝将受汉禅，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（原注：后，魏武女也。）。后怒，以玺绶抵轩下，因涕泣横流曰：「天不祚玺（原注：出《穆后传》。《续汉书》云：「天不祚此玺。」其义亦通。按《魏志·贾逵传》；魏太祖崩，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，从军从长安来，问逵先王玺绶所在。逵正色曰：「太子在邺，国有储副，先王玺绶，非君所宜问也。」是时魏未受禅，所问者魏王玺绶耳，非传国玺绶也。）」。司马师将废齐王芳，使郭芝入白太后，取玺绶置坐侧。及迎高贵乡公，又请玺绶，后曰：「我见高贵乡公，小时识之，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（原注：出《魏略》。）」。自魏传晋，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。其后平吴，不过得金玺而已（原注：出《晋书》。《御览》引《拾遗录》曰：晋太康平吴，孙皓送六金玺，云无玉工，故以金为印玺。）。惠帝时，赵王伦篡位，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，夺玺绶。伦败，帝反正，曰：「阿皮捩吾指，夺吾玺绶，不可不杀」。阿皮，威小字也，于是诛威（原注：出威本传。）。怀帝永嘉五年，岁在辛未，王弥入洛阳，执帝诣刘曜，而传国玺不可考矣（原注：《晋书》载永嘉末，洛京不守，玺为刘聪所得。及石勒灭刘氏，玺入伪赵。冉闵诛石氏，玺又入闵。及是四十二年，而玺复归于晋。然其文乃曰：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。」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不同。《北齐·辛术传》云：辛术镇广陵，获传国玺，送邺，文宣以玺告于太庙。此玺即秦所制，方四寸，上纽交盘龙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且言二汉相传，至魏晋没于刘聪，至穆帝永和中得之，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。景败，得于郭元建，而术以进焉。按永和所得玺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。至隋犹在，载于《礼仪志》者甚详。而所谓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寂无闻见，则知《晋史》所载者为是，而《北史》所载者为非也。唐贞观撰《晋史》，其志书最为详备，不应有此玺而不录。《玉玺谱》云：玺属石勒，勒刻一边云：「天命石氏」。此题今不复存。《朝士谈》云：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，刻其旁为文曰「天命石氏。」其说既不相同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，不知所见者为何玺，不敢以为秦玺也。惟永和所得，乃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八字，粗有传授，亦谓之传国玺，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。马端临《通考》：梁末侯景之败也，以传国玺自随，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，曰：「若我死，宜沈于江。勿令吴儿复得之。」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，从者弃之草间，至广陵以告郭元建，元建取之以与辛术，术送之至邺。按郭元建，侯景之党，景败，以广陵降王僧辩，既而复降于北齐，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。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。石氏败，玺复南归于晋。历宋齐梁，至侯景之败，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。）。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，方四寸，厚二寸，文同秦玺，然其色玄也，不知为何代之玺（原注：出《石虎别传》。按石虎即伪位，在晋文咸康乙未，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。而得玺之年，不可考也。武乡乃上党属邑，本朝初属潞州，后析为威胜军。）。秦苻坚为姚苌所执，当晋孝武太元十年，岁在乙酉，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。苌求传国玺于坚，坚曰：「小羌乃敢干逼天子，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？玺已送晋，不可得矣」。史不书其玺文，又无送晋之事，不知此为何玺（原注：出《载记》坚传。）。又六十一年，岁在丙戌。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，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，魏毁邺城五层佛图，于泥像中得玉玺二，其文皆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一刻其旁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。史不言其玉色、工制与其方广、厚薄，既曰魏受汉玺，或者真传国玺也。不知魏晋之间，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，何耶？既有二玺，则传国玺已有其副。自太平真君以后，历东西魏周齐隋唐，而此玺未尝见于史。后魏承平甚久，不知何从失之。本朝绍圣四年，岁在丁丑，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，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，诏尚书礼部、御史台、学士院、秘书省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。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：按所献玉玺，其色绿如蓝，温润而泽，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其背螭纽五盘，纽间有小窍，用以贯组。又得玉螭首，其玉白如膏，亦温润。其背亦螭纽五盘，纽间亦有贯组小窍。其面无文，与玺相合。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。今考玺文，为秦玺可知。其玉乃蓝田之色，其篆乃李斯小篆，其文则刻而非隐起，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，乃虫鱼鸟迹之法，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，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，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，非以后所能作明矣。臣等被奉诏旨，得与讨论，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所有玉玺，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（原注：蔡京等黜诸家伪说，而断以正史，其说是矣。但其奏有云，曰「皇帝寿昌」者，晋玺也。曰「受命于天」者，后魏玺也。则「既寿永昌」者，秦玺可知。迁就欺罔，无所不至。按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晋得此玺，如今得秦玺也，岂可谓之晋玺？至于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。今乃析而二之，以「受命于天」为后魏之玺，以「既寿永昌」为秦玺，其为面谩也甚矣。邵武《后录》：绍圣元年，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，得玉玺一，方四寸，篆文如凤鸟之状，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。按《玺记》云：秦始得卞氏玉，刻以为玺，元后取玺投之地，故一角缺。验之皆合，唯记云色黄，此青苍色耳。又云背亦刻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则无之。有司奏上，廷议以为瑞，改元元符，命段吉以官。至靖康，金人取去。）。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。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：按《国朝会要》，元日、五月朔、冬至，并行大朝会仪，乞以礼祇受，群臣称贺。从之。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，诏词臣撰乐章，付太常寺，应奉朝会之用。丁酉，诏传国宝检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。五月戊申朔，行朝会礼。己酉，大赦天下。癸丑甲寅，恭谢景灵宫。戊午，宴于紫宸殿。丙寅，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（原注：出《泰陵宝录》。）。徽宗即位，以白玉作受命宝，为八宝之一，其方四寸有奇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。大观元年十一月，诏八宝初成，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。尚书省言：受命宝非常用之器，唯封禅则用之。则大观以后，本朝有绿白二玺矣（原注：出《会要》。谨按《御制八宝记》云：受命宝，其玉蓝田，其制秦也。不可以传示将来，贻训后世。方参稽宪度，自我作古，有以宝玉献者，色如截肪，气如吐虹，温润而泽，其声清越。有以古篆进者，龙蟠凤翥，鱼跃鸟飞，奇耦相生，纵横得所。有以善工进者，雕琢众形，如切如磋。分毫析缕，不见其迹。四者毕备，于是揭而玺之，乃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之文作受命宝，其方四寸有奇。蔡绦云：得秦玺而无检，螭又不缺，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。自有玺后，考验甚详，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。旧说螭一角缺，未有言其检者，此又绦之凿也。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，不得不致疑耳。）。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，盖三十年。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，又九十四年矣。永和玺者，不知其何时作也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与秦玺不同（原注：《北齐·辛术传》以其文为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者，误也，已于秦玺辨之。）。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，今故以永和名之，谓其以永和至晋，而名始着也。其制度精密，非当时僭伪所能办（原注：《晋阳秋》云：鸟篆隐起，巧丽惊绝，与传国玺不同。《隋志》云：螭兽纽上交五盘螭，鸟篆隐起。）。自洛京失守，南北纷争，假托天命者，皆欲得此玺。变诈百出，无所不至（原注：《晋·载记》，冉闵弑石祗，僭大号，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，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：「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，云玺在襄国，其言信否？」祎曰：「平寇之日，在邺者略无所遗，玺何从而向襄国？」《载记》又曰：冉闵既败，慕容隽欲神其事，诈言历运在己，闵妻得玺以献，号曰奉玺君。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，大赦境内，改元曰元玺。又《玉玺谱》云：元帝渡江后，数世无玉玺。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。或谓元帝大兴三年，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，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，非中国之玺也。）。晋永和虽得之，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（原注：《载记》又言：冉闵被执，其子智尚幼，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。濮阳太守戴施应之，次于棘津，猗至施止，不听进，责其传国玺。猗归以告干，犹豫不决。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，登三台助戍，谲之曰：「今且出玺付我，凶寇在外，道路梗涩，亦未敢送。当遣单使驰告天子。天子闻玺已在吾道，当遣重兵相援。」干信之，乃出玺付融，融使赍玺驰还。或谓何融以赏得之，或谓戴施取之以计，乃使何融驰还。或谓冉智以玺付之，非蒋干也。大要是何融、戴施共谋取之，冉智年幼，听命于蒋干，不足深辨。《晋阳秋》云：雍州玺者，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，方六寸，厚一寸七分，蟠螭为鼻，合高四寸六分，四面龟文，下有八字，其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云是慕容所制，未详厥始，此则误也。八字载于永和八年《晋纪》，不可泯没。慕容永崛起小丑，草创简陋，寻为慕容垂所杀，安得更自制玺？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，父子雄据一方，犹以不得玺为耻，诈封奉玺君，而况于永乎？其言未详厥始，则不根甚矣。）。姑因史氏诸家之说，推本而铺叙之。永嘉五年，王弥陷洛阳，得六玺送刘曜，曜送刘聪，而此玺在其中（原注：洛阳陷时，与秦玺当皆送刘聪，而秦玺不复传授，疑乱兵失之。）。聪死，子粲嗣位，其大司空靳准作乱，自称大将军，执粲杀之。及准为乔泰等所杀，推靳明为盟主，遣卜泰奉玺于曜。曜大悦，谓泰曰：「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」。石勒闻之怒，增兵攻明。及曜败于石勒，其子熙奔上邽。石虎克上邽，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。向所谓六玺者，止有其一，此外特太子金玺耳（原注：已上并杂出《晋书·载记》。按天子有六玺，曰天子之玺、天子行玺、天子信玺、皇帝之玺、皇帝行玺、皇帝信玺，所用不同。应劭《汉官仪》及诸史皆详言之，与传国玺并行于世。自永嘉以后，每言传国六玺，则是六玺不皆在，与传国玺合为六耳。《前凉录》载，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，于青涧中得一玉玺，钳纽，光照水外，文曰「皇帝玺」。《后周书》曰：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，纽有文曰「皇帝玺」，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。至唐贞元二年，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「天子之宝」，亦可见矣。赵封送玺于勒，止有一玺，于此可见。）。石勒既死，石虎篡立。虎死，其子世嗣位。石遵、石监、冉闵相继篡立，闵为慕容恪所执，其子智守邺尚幼，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（原注：《燕书》曰：元玺六年，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，猗负玺行数里，天黄雾四塞，不得进，易取行玺始得去。此事虚诞，全不可信。），永和八年，玺至建业，百寮毕贺（原注：出晋《穆帝纪》。）。自晋传宋，宋元凶劭作乱而败，不见传国玺。问劭，乃云：「在严道育处」。就取得之。孝武即位，拜蔡兴宗为侍中，每言得失，无所顾惮。帝新拜陵，尝使负玺陪乘。宋末，谢朏为侍中，领秘书监。齐高帝将受禅，朏当日在直，百寮陪位，侍中当解玺。朏佯不知曰：「何公事」？传诏云：「解玺授齐王」。朏曰：「齐自应有侍中」。乃引枕卧，传诏惧，乃使称疾，朏曰：「我无疾，何所道」？遂朝服步出东掖门，乃登车，仍还宅。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，既而武帝请诛朏。高帝曰：「杀之则成其名，正应容之度外（原注：并出《宋书》。）」。自齐传梁，至简文帝，为侯景所篡。景败，其玺不知所向。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，献于文宣，文宣以告太庙，而此玺居其一也（原注：《辛术传》云：其文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推原所自，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，使督护何融送建业，历宋、齐、梁至侯景败，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，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，而术以进焉。其玺文与《晋纪》不同，疑术传误也。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，而辛术自是一玺，特术传引用之误，亦是一说。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，而辛术玺所谓「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」者，齐陈之际，略无所传，知其误也。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，而术传只载传国玺，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。先是齐受东魏禅，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，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，曰：「尔不及一老妪，背负玺与人，何不打碎之？」事见《魏景穆十二王传》。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，八玺之中，亦必有所谓六玺者，特宋齐所传，非西晋之旧也。）。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，自六玺之外，止有传国一玺，白玉为之，文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是物也（原注：《隋志》载北齐玺，自传国玺、六玺之外，止有木印，则辛术、元韶所进之玺，已不能全矣。）。北齐、西魏皆并于后周，始与神玺并行于世（原注：西魏大统三年，槐里获神玺，大赦，不言其文也。独《隋志》言，神玺、传国玺皆宝而不用，神玺明受之天，传国玺明受之运，则神玺之文，亦有关乎天命者矣。）。开皇三年，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（原注：出《隋文帝纪》。《朝士谈》云：开皇九年平江南，得真传国玺，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。此又不考本末者也。秦玺失于晋永嘉，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，永和玺复归于晋，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，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？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，犹之可也。况西魏、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，非开皇所改明矣。）。隋之亡也，玺没于宇文化及。化及败，为窦建德所得。唐武德四年，克平东夏，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，而受命玺实在其中（原注：化及之事，虽出于《朝士谈》，而正史不全载，然新旧史于《建德传》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，则炀帝失之于化及，化及失之于建德，其事明矣。）。唐有受命玺，以封禅礼神，即其旧也（原注：《新唐志》载，神玺、受命玺之外，止有天子、皇帝六玺而已，是谓八玺。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，岂通传国而为九耶？志言八玺甚备，而传国玺独无所言，是误以受命、传国为二玺矣。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。）。太宗贞观十六年，复刻受命玺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而受命之名，复自别于传国玺矣。武后长寿二年，尝改玺为宝。中宗神龙元年，又改宝为玺（原注：此三事，皆出《通典》，而本纪不载。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，书作七宝而已。）。玄宗天宝十载，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，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（原注：肃宗乾元元年，上皇天帝御宣正殿，授皇帝传国、受命宝，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，而旧名不废也。）。五代乱离后，其玺不复存矣（原注：蔡绦《国史后补》云：国初创业艰难，诸宝多阶石为之。元丰中，始诏依古作六玺，有玉而未成也。《会要》云：唐末六玺亡失，国朝铸以金鍮。太宗雍熙三年，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，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，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，铸以金，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。）。受命宝者，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，其一曰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，其二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，皆有受命之文，而未以受命名之也。隋文帝受周禅，遂有东、西二魏之宝，其名不一，而所谓传国玺曰「受天之命，皇帝寿昌」者，乃永和玺也，其传最远。开皇三年，始表异而出之，名曰受命玺，而受命之名立矣。隋传之唐，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。贞观十六年，乃自作受命玺，以白玉为螭首，其文曰「皇天景命，有德者昌」。是隋、唐之际，各有是玺，而其文则异。本朝继五代之后，二玺皆不复存。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，真宗即位之初，中书门下言：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，诏可，而不言其制度也（原注：《会要》误以膺字为应字，而《长编》不载，旁见于《宏词类编》者，乃作膺字。虽不足据，然累圣皆作「恭膺天命之宝」矣。）。大中祥符元年五月，有司详定封禅仪，请以玉牒、玉册并刻字填金，联以金涂银绳，缄以玉匮，置石䃭中。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，印以受命宝，宝方一寸二分，文曰「恭膺天命之宝」，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（原注：《会要》云：请依旧制，别造玉宝，文同受命宝，则是八字皆同，而《长编》止载「恭膺天命之宝」六字，盖节文也。是时又作「天下同文之宝」，铸以金，以封石䃭。《会要》虽云封匮封䃭之宝，而不言别作，则又略也。）。乾兴元年，仁宗即位，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：皇帝登位，所有受命之宝，并缘宝法物，请下文思院少府监。从之。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，诏以宫城火，重制皇帝受命宝，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。嘉祐八年，英宗即位，六月十三日，翰林学士范镇言：「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，欲举而葬之，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。其受命宝，乞陛下自宝用之，且示有所传付」。诏检讨检寻典故，及命两制礼官详议。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：「受命宝者，犹昔传国玺也。宜为天子传器，不当改作。谓今宜从省约，以称先帝恭俭之实」。其后别造受命宝，而所议弗用。元丰八年，哲宗即位，门下侍郎章惇言：「奉诏篆皇帝受命宝，请以『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』为文」。从之（原注：以上并出《会要》。）。即是以观，本朝皇帝即位，皆作受命宝，而以「皇帝恭膺天命之宝」为文矣。但前乎真宗，则有太祖、太宗之世，后乎真宗，则神宗居英、哲之间，而受命宝亦不作，岂作辍亦随时耶？将史失之耶？哲宗得秦玺，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，以「天授传国受命之宝」为文，是哲宗有两受命宝，而秦玺其一也。徽宗初年，亦作受命宝，因秦玺之旧，以「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」为文，则徽宗之受命宝，不复用「恭膺天命」之旧矣。既作受命宝，又作镇国宝，及天子、皇帝行信六宝。大观元年，八宝皆成，十一月十一日，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（原注：镇国、受命本是二宝，而《会要》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，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，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。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又诏八宝之名，一曰镇国神宝，二曰受命之宝，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。《会要》何为并载耶？）。今皆不存矣（原注：朱丞相《秀水閒居录》云：靖康京城失守，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。但八宝既失，而镇国宝独存，其文所谓「范围天地，幽赞神明，保合太和，万寿无疆」者，则又朱丞相误也。镇国宝文九字，曰「承天福，延万亿，永无极」，而「范围天地」以下十六字者，谓之定命宝，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。合定命宝言之，谓之九宝。靖康八宝皆失，而定命宝独在。蔡绦《国史后补》载九宝甚详，与《御制八宝记》及《会要》诸书皆相表里，当以绦说为正。）。予讨论玉玺本末，有所谓《云麓漫抄》者，乃赵（原注：彦卫。）景安之所作，予未之见，疑犹有遗论也。讨论粗定，乃于亲戚间见之，顾其说微有差误，不足取信。且如秦玺之为玉，或云和氏，或云蓝田，要当指一物为证。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，命李斯篆书，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，何也？献帝初虽失玺，后复孙坚得之，再入袁术，而徐璆以上于许。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，何也？曹操虽不受汉禅，而子丕实受之，刻玉玺之侧，曰「魏所受汉传国玺」，虽真伪未可知，未尝指言操所刻也。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，先取其玺，何也？晋元帝渡江，数世无玉玺，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，其后永和得玺，君臣相庆。今云三国鼎立时，有假版天子之语，何也？秦以前为方寸玺，至始皇侈而大之，乃作受命玺。今云方围四寸，其为伪无疑，何也？如此等类，不可胜举，姑举其概以自志焉。

交趾寇广西，若外结南诏为党，深可忧虑，乞黎、雅、戎、泸、施、黔等州皆预为之防。又乞广招土军，藩镇三千，防禦团练州三千，馀皆千人，精训练以备吐蕃。成都路每一州或一县有钱数万缗，米粮万斛，年年滋息，不可胜计。州有城、有兵，深藏固守；县既无城垒，又少屯兵，万一盗贼乘而取之，其何以禦？今欲皆为之城。乞委转运提举司会逐县钱谷支一年外，馀悉归之州郡，倍增弓手，每万户增百人，以防盗贼。今若招士兵数未足，则莫若多募弓手，阅习既久，籍而为卒，彼亦从愿。况月募之直，人不过四千，比之养兵，费亦相称。

隋唐之际，天厌乱久矣。高祖始受命经营创造，天下略平。太宗宏谋远算，以底大定。高宗昏庸，权移武周，中宗继之，韦氏夺柄，唐之基绪，绝而后续。此二者皆起于女子之祸，而不生于天下之变，岂待拟议而后明乎？然自天宝至天祐，始终几二百年，变故数起而遂及于亡者，何也？迹其衰丧之端，盖有四焉。一曰方镇，二曰四夷，三曰奸臣，四曰宦者。四患之生，则又有所从矣。方镇之患，生于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；四夷之患，生于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；奸臣之患，生于听任之惑；宦者之患，生于危难而赖其功。其生虽异，而其迹相表里。内有以召，则外有以应。惟其明君忠臣，或禦于外，以定内之势；或制于内，以成外之功。是以乱而复治，危而复安。及其内外之患并起共攻，而上下无以制禦，则天下崩解而不可支，此唐亡之明验也。藩镇诸帅，分列四方，大者千里，少者数郡，建幢授钺，犬牙错峙。沿边皆置节度府，范阳、朔方兵至十万，威武相高，暴戾相胜。一旦窥伺国衅，卷甲而前，则中原丘墟，天子播越。乱根逆萌，既无以制，然后加之王爵，以安其意，赐之金券，许其自新，姑息继世，幸于无事，此倚之过重而养至彊大也。肃宗之初，志在恢复，西戎尝引军赴难，收复二京，亦赖其力。代宗时寇孽未殄，又尝率众讨逆，既与之和亲，又待以殊礼。西戎之性，暴而无厌，及大历之际，吐蕃侵掠，屡至近辅，卒犯京师，此茍其为用而不复禁制也。明皇之于国忠、林甫，代宗之于王缙、元载，德宗之于赵赞、卢杞，此听任之惑。辅国、元振始建宝应定策之议，而宦官张盛，此危难而赖其功也。国忠、林甫既专政，乃有天宝之乱；缙、载、辅国、元振既用事，乃有大历之寇；赵赞、卢杞既擅命，乃有奉天之危；此内召而应也。然天宝之乱，则子仪、光弼能靖大难，再造王业，而天下不遂坏；大历之寇，则又为子仪荡平，而中原不遂失；奉天之危，则浑瑊、李晟竭其忠力，以清妖祲，而王室不遂亡：此之谓禦于外以定内之势。德宗之季，以延赏之怨罢李晟，以延龄之谋废陆贽，始置护军中尉、中护军，以兵授阉尹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可畏矣。宪宗愤威令之不振，勇于拨乱，诛刘辟，执李锜，讨王承宗而不疑。一用裴度，则淮西之孽扫去，逆藩叛将，蓄锐丧气而思效顺。穆宗之时，崔植、杜元颖不知兵，朱克融之乱，复弃河朔，元稹与魏宏简交害国政。至于文宗，则守澄有勋，宗闵为相，甘露之败，京师喋血。当此时，奸臣宦者之势又可畏矣。武宗以雄谋勇断抗举国势，一用李德裕而诛陈行泰，破回纥，讨刘稹，皆有成绩，而寇孽不敢肆其暴：此之谓制于内以成外之功。僖、昭之际，主德既昏，令孜、复恭擅执威柄，卢携、张浚辈为之辅翼，既有沙陀之侵暴，又有朱温之吞噬，则天下之势固去矣。呜呼，唐三百年而治乱循环如此，为万世之策者，安得不远监而深虑哉！

安危治乱之变，岂不难言哉！人之情狃常习故，舍先几，取后患，盖亦多矣。今朝廷所谓外忧者，无如西北，故秦、晋、赵、魏皆宿劲兵为之用，治军抗武，于政最先，而天下之势亦以为最重。夫重轻者，天下之异势，安危治乱所从出，易而无备，则变逆之资也。汉之衰，冀州之兵起，唐之季，桂林之戍叛，祸结不解，乃底灭亡。前辙往鉴，足以惩警。议者知三路之为重，而不知蜀之不可为轻，岂善计乎？夫蜀之四隅，绵亘数千里，土腴物衍，赀货以蕃，财利贡赋，率四海三之一，县官指谓外府。北倚剑阁，险绝天下；东连獞獠，蟠聚深固；西南皆蛮诏，自古犷彊，唐天宝后，尝与吐蕃并力，以二十万众，三道入寇，又尝止成都西郛，大掠华人数万而南。方其王政衰圮，则奸豪凭险自安，或七八十载不以赋税归中国。吾朝混平寰宇，恩柔威禦，咸有深意。淳化之际，吏暴于上，泽壅不流，经制烬矣。民心怀危，盗乘而作，起甲午，距庚子，七年三乱。狂夫一呼，群应如响，今日取某州，明日陷某县，向风辄靡，何啻卷席之易。戴白父老，往往犹言其状，闻者为之寒心。然则戎防军政，敢一日废邪！龙图濮阳吴公之开府也，驭兵如民，条教详明，凡居处饮食之具，与其役任之劳逸，先治以宜，用壹厥心。乃度府门之右，作备武堂，所以讲师律而训戎伍也。日练月习，率有定令。数视屡阅，飨劳继之。金鸣鼓奏，士倍其勇。万众旁睨，震动耳目。实镇守之重务，氓俗之深利也。昔晋武既平吴，欲去州郡兵，以衒治安，虽山涛、卢钦力陈大本，以为非是，亦莫能用。及永宁之后，寇难交起，则郡国无备，不能制。唐穆宗初，两河既定，萧俛、段文昌谓武不可黩，乃议销兵。及燕赵之乱，始募市人以战，复丧河朔。斯皆固不知变，拨去根本，茍近效，忘远图，安能成天下之务哉！蜀无事七十有三年，议者恬然不怪，民尚嬉乐，恶闻干戈。公一旦远思长虑，而及于此，不独为蜀之计，乃为朝廷计也。始民恶兵，异公之为，懦夫曲士，从而腾说。逮其久也，则曰「吾将赖之以安」，而说者亦愧悔不敢议《易》之《萃》：「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」。兵法：「无恃敌之不至，恃吾有以待」。其公之意欤！且鲁有治戎之备，足为世法，孔子序录，附于王言。《春秋》书治兵大阅，虽以义制文，中存奥训，盖亦国之大事，谨兴作也。堂之成，敢不第叙本末及其岁月云。熙宁五年三月一日。

眉阳士人之盛甲两蜀，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、训子孙，使人人有所宗仰，而趋于善，故其后裔晚生，循率风范，求为君子，以至承家从仕，誉望有立者众。家氏之族，乃其一也。自周衰，大夫家父之后迁于晋，至唐德宗时，有为职方员外郎者，从乘舆幸山南，因入蜀，游青衣，访故人，路眉，爱乐风土，遂居眉山，今十一世矣。曾祖光，不仕。祖正，赠大理评事。考某，隐居乡里，有善人长者称，累赠左朝议大夫。母杨氏，累封长寿县太君。君讳定国，字退翁。六岁知声律，朝议君尝与客饮，客以对句试之，曰「笙歌陪酒圣」，即应之曰「桃李从花王」。客大惊，闻者以为奇童子。方冠，举进士，声华翕然。庆历中，诏天下兴学，时欧阳文忠公友人张公应之为治中，课试群士，善君词业纯茂，与俱来京师。既擢第，除雅州名山尉。居朝议忧，执丧不违礼。将葬，舍墓次，昼夜哭不已，有甘露之祥，见者以为孝报。服除，调永康军司法。韩康公帅蜀，欲治西山道，至威、茂，建玉垒关，君谓：「蜀近夷，惟恃险以安。昔唐中衰，吐蕃三入寇，一出汶川。今凿石平堑为坦涂，将贻蜀之忧」。康公信其言，捐工役之半。再调澧州司理。提点刑狱贾宜言囚部吏饶瑄，欲诬以巨罪，君不从。贾怒，屡摭以事，卒莫能得，识者嘉其持守。迁秘书省著作佐郎、知嘉州洪雅县。岁大旱，诏减民赋，转运使韩璹好裒聚，官属畏之，不敢告以实。君曰：「岁凶民甚病，朝廷以为忧，而使者不恤，郡县又相附会，诚何心哉！茍不负于民，虽得罪无憾」。是岁，独洪雅田赋十减七八。就差签书蜀州判官事。二川田税，旧有折变丝绵者，估才十之一，监司犹欲加以耗。君谓：「既变而敛，则与正税异，岂复有耗耶」？乃以辨析得免。又尝增损邛、蜀水平之制，均二渠水利，斗讼止息，人至今以为宜。岁满，通判泸州，夷罗狗村责言于寨主马仲通，与之战。既败，夷人将执而归，吏以急告，君遽往晓譬招抚，给牌示信，有降附者矣。议者请讨之，朝廷遣韩存宝经制夷事。君具以本末白转运、经制司，请戒于军，凡降而给牌者，勿妄杀以为功。虽行之，终莫如其言也。乌蛮乞弟先使其弟一毛遗江安令马，既不纳，遣去，又阴谕罗个牟村夷袭杀之。乞弟怒甚，藏怨未发，间辄以兵往来境上。一日率众次江安，声言将不利于令，人情大恐。郡将欲挈牙兵以禦，君曰：「彼众我寡，而从以兵，是速寇也」。乃止。遂先以檄，君即驰至纳溪，俾招安，将以利害镌告，乞弟亦从命，归所掠赀畜而去。会转运判官许安世欲以弭兵怀远为事，遣介与议打誓，移文泸州行之。元丰三年，泸守乔叙及乞弟盟于纳溪，既而报怨罗个牟，大纵攻掠，路分都监王宣战死。朝廷谓乞弟降不以诚，凡议誓与行之者皆得罪。君方知渠州，亦罢归。久之，知怀安军，其政皆有惠爱。长寿君既去世，君年已六十，哀慕殆不能胜，终丧还朝，气貌减平昔。得知嘉州，未行，时大疫，从弟朴在太学，病甚，君迁置于家，朝夕视药食，不少避。及其死，器之恸，因感疾不起，绍圣元年五月朔也，享年六十四。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甲申，葬于眉山县德义乡积玉山。娶杨氏，封仙源县君。一子，彬，奉议郎、太学博士，有学行，为士林所高。女三人：长嫁武昌程卞，次未嫁而卒，次适故左承议郎、监在京绫锦院王君卿。孙男二人；馀庆、昌祖。孙女四人：长适庐江何恂，次适承务郎范洪，馀尚幼。君姿韵恭粹，务自修饰，燕处无惰容，纵谈无谑语。慎于事，勉于政，论交接物，未尝少忤。尤工于诗，古律凡三十卷，杂文十卷，体格清懿，如其为人。苏公子由尝送以诗曰：「鹄鹭性本静，芝兰深自馨」。知者以为纪实。初，君欲葬先茔之右，尝植木志其穴。及将葬，以地理验而果得之吉，皆如其言，死生之分，岂偶然哉！呜呼，泸夷作祸，盖小人锐进行险，以觊万一，勇夫乘其后，急功趋死。凶焰既不可扑禦，经制颠紊，远方为之骚然。朝廷再遣将，刬荡巢穴，乃班师，历三四年然后定。君始终其间，与事居多，平江安之变则无功，行纳溪之议则有罪，时无为君言者，君亦不言，亦古人之不伐欤！铭曰：

有行在躬，静恪而文。有政在物，和简而仁。泸夷复仇，贻忧尔民。往谕以言，亦怀而宾。既盟则渝，有功莫伸。隐德显报，期于后人。

通义郡西，醴泉山之阳，有巨冢焉。山隆而磐，水悠而澄，松槚丛郁以深，门阙崇广以严，乃有宋太中大夫武昌程公葬于此也。维程氏为眉大姓，世有令德。曾祖讳沼，祖讳仁霸，值时季乱，爵禄不及。考讳文应，以公故累封大理寺丞，赠官光禄大夫；妣宋氏，封长安县君。公讳浚，字治之，天禀方厚，少有大志，力学举进士，时辈推其才。天圣五年，赐同学究出身，选河中府猗氏县尉、戎州司户参军、凤翔府节度推官。用荐者言，授大理寺丞。再举进士，中乙科，通判彭州，迁殿中丞。又通判梓、嘉二州，改太常博士，赐五品服。历屯田、都官员外郎。遭长安君洎光禄公忧。服除，知开封府太康县。迁职知归州，移遂州，为屯田、都官、职方郎中，提点荆湖南路刑狱。除太常少卿，赐三品服，徙夔州路转运使。熙宁三年，年七十，乃谢事。公儒者，读书知名教大旨，鉴古今治乱之迹。其取舍进退，未尝违道以徇所欲。其治事通果敏密，先体要，济以忠厚。其庇民恤物，所至可纪。在凤翔，有盗五人者，法皆宜死，会公至自外邑，吏抱案请书之，守丞以为不疑，见促甚遽，公审情阅法，谓四人不当死，指以示吏，吏惊且拜，公曰：「吾岂乘人不逮，少觊劳奖，第虑杀之误尔」。卒如其说，一府大服。又有诬执盗者，所司考验无得，欲以藏禁物处罪，公力争不可，乃以状议，且曰：「始则信其厚诬，既非实状，终则求其别坐，率寘严科，古之淫刑，无甚于此」。众不能夺，遂勿论。然为守者自尔忌公，而欲疏之。未几，出权岐山，转运使段公少连一见谓曰：「军兴事剧，小邑非君所处」。即日移公长安。是时正献杜祁公以德望临镇，开府待士，贤俊鳞集，得公甚悦。会万年令谢病去，请公暂治，仍檄他官将代之。公听决有方，嘉声翕然。一日，祁公见而言曰：「依稀似曲，无易君矣」。盖喜公之政务修举有渐，故引古诗以相褒誉。于是委公领治如故，而知遇深矣。诏下，籍民为乡兵，群情震恐，多走南山以避。上之人欲遮道止之，公曰：「民方如骇兽，遏之适足激也，大不可」。乃指他事集里胥，条其乡之丁壮，且开以籍而为兵之意，亦无足避，虽遁，将安归？宜以某日与为兵者至。民素信服，闻公言，无他忧，如期而集，遂籍之。不浃旬，事定，议者叹其神速。陕西治军器，以牛革数十万，须于郡县，期会尤急，民多屠杀以输。公谓转运使：「蜀之筋革积于荆渚，数不胜计，傥由襄、邓致于陕、雍，不阅月可足用」。行之，乃免暴赋。旧制，蜀人官近乡，止再任，公既通判彭、梓，以亲高年乞便官，朝廷推异恩，俞其请，又通判嘉州。僚友称其孝，乡闾荣其归。或板舆迎养，或持檄还省，始终十馀年，庭闱欢然，得尽人子之心。太康隶畿甸，民素骄横，官政尚姑息，幸无事以去，至有击尉、弓手掩不问者。会豪子纵奴殴平民，深窜远匿，公搜擿必得之，痛绳以法，自是彊猾戢畏，境内大治。朝廷议弛六路茶禁，择良吏往究利病，公当诣二浙。三司承风旨，以定论谕诸君，公独不从，乃逡巡白中书曰：「朝廷所以遣官者，欲察利害尔。今既付之成法，则虽有可否，安敢陈？恐非遣官之本意，愿饬不往」。遂以罗拯代焉。由六路者，后多显用，则公之守道难进可知矣。梓、夔两道兵，为钤辖者素专其事，遂州虽兼总之，实则无所与夺。至公不然，凡军政边防，必议而后定。淯井监有言：「云南鬼主将请道来贡」。人皆疑其与侬贼入寇，专其事者请移兵严备，部使亦以为忧。公曰：「云南于中国，道路梗绝之久，彼自卫巢穴不暇，安能远来？吾属当慎所举，以宁人心」。兵乃不移，寇亦不至。遂人赖公镇重，以「铁塔」号之。仁皇帝遏密时，潭州巡检与客饮酒，辄讴歌，卒有告者，仍以贸易为说，究其实，贸易不当坐。公欲惩卒之妄，而他不复责。转运使谓非忠臣孝子所为，必论以法。公曰：「彼武人尔，逢敌值寇，不用命报国，乃非忠孝。至于醉饱不思之过，何足深咎？况自下告上，安可启其端」？遂无异论，乃释之。衡、韶二州间，有凶党七八百人，纵火掠黄干坑户，一道骇然。公巡部抚遏，不张贼势以希功赏，下令捕首恶，谕诱胁者，使溃去，民得安堵。事讫以闻，朝廷嘉之。道州有父子殴人至死，子当伏诛，以尸坏狱疑为请，委公审覆处之。公询察情状，子愿死，无他辞，犹疑不忍决，奏得免死。湖外二税，率经五六岁，歛入不已，胥吏缘为奸，窭弱重困。公请量户众寡，每岁缓以期限，毕则州为钩考，有逋负督于邑吏。从之，著为令，民甚被惠。茶陵县擅增役户七十有八，循仍久之，公按劾罢去，颇纾众力。邵州岁运淮盐凡六十舟，舟万斤，自潭之益阳，溯险而上，风涛屡溺。主吏二十有四，往往耗产，兵三百，多还粮于官，终身不能已。公请置仓于永之祁阳，去邵才六舍，以所役兵隶九铺，运致如旧，简费蠲害，迹效甚白。言虽不报，识者服其是。忠州临江县盐井五，以吏十四人与居民主之，彊弱势不一，汲讼日起，吏苦剧役，民亦罹敝。公奏专委之民，两获其利，至今不能易。渝州李光吉辈三族旁夷落，凭阻逞暴，纳亡命，聚边杂，杀掳剽夺，郡县不能禁。公请出师治其罪，训兵蓄粮。事将举而代去，来者用其谋荡平之，以功迁官至贵仕。公不言劳，赏亦不及，时论惜焉。荐属官无虑二百人，或以过将得罪，未尝陈其不当荐，亦未尝有累之者，匪惟能知人，抑可以敦流薄。尤恶淫祀，力禁之。彭人有为灌口神娶妇者，潭人有祭张太保神者，皆讹作乱俗，一惩以法，邪风为之变。既得谢而归，即其居为林下轩，日会宾侣，以诗酒自适，而气韵清壮，笑谈高爽，俯视俗罟，有超然不可慕之势。凡如此者又十三年。以子登朝，封光禄卿，迁秘书监，易中大夫。元丰三年，天子祀明堂，又当进秩。于时方议官制，留恩未下。五年十一月戊子，无疾而卒，春秋八十有二。明年四月，始降太中大夫诰。娶宋氏，封长寿县君，雅有贤行，先公十六年卒。公以六年十一月庚申葬，同长寿君之茔，礼也。子男五人：之才，朝奉郎，尝为司农寺丞，历梓、利、夔三路转运判官。泸蛮犯边，王师西伐，朝廷赖其才，复还梓州路。之元，奉议郎，尝从使者治淯井叛夷，遂知泸州江安县，以功通判本州，又从辟渝南。平寇有异效，除夔州路转运判官。岁满请便郡，得知嘉州。之邵，奉议郎，尝为三司磨勘官，辟勾当公事。又从使者按视江广盐筴，还，对如旨，除广南东路转运判官。之祥，宣德郎。之仪，未仕。女二人，适通直郎句洙、承奉郎史敏。孙男十人：庾，成都府郫县尉；庚，早卒；度、廊、序、廱、唐、庑、廉、廙皆廪训不怠。孙女十四人，适前进士史厚，简州司理参军李葵，太庙斋郎黎傃，进士史器、孙宗彝，馀未嫁。公之康宁也，子以才能出使，孙以进士中第，出使者盖三人，中第者已三世，士林景慕宜矣。初，仲兄湜有气节，盖治产，光禄分财置第与之，使自滋殖。湜亡，其妻又能嗣守，资计益丰。光禄公尝许以其所积为之分，已而诸侄议将均之，公曰：「士人所以异于编氓者，盖有孝义廉耻也，治命在耳，慎勿言。嫂之积，秋毫不可觊」。未数年，湜之子纵侈无赖，荡去生业，反讼财之不均。公自引咎，惟有司是听。而犹子有获嫂氏所自具资产之数，乃向日禀于光禄公而许以为分者，盖倍于众人所有也。官得之信，讼于是息，人皆服公之义。又尝念仲第沿亡而嗣未禄，乃以一子恩荐其子之奇，故终公之身，之仪犹未仕。族属贫者聚而衣食，养孤女寡妇而嫁之者凡六人，此皆乡党所矜法也。平生所为诗，醇深閒易，有唐人风，凡五百馀篇，藏于家。笃信庄、老，造达理致。其将终也，神气凝静，视死生如寤寐，非有得，孰能至此？然传者谓公之初生，群乌大集其第，三日乃去，期复然，里人以为佳祥。洎将终之二日，集噪如昔，又三日乃去。其祥不可得而知，陶亦不敢略也。铭曰：

允矣程公，实材之良。起仕于朝，克循大方。乃牧千里，惠孚以霶。乃使一道，其为典常。归有林泉，锡之寿康。韬我器业，以咏以觞。德久则茂，庆流而长。既穫于菑，亦构于堂。令猷不陨，奕世用光。铭以传永，故书其详。

窃闻小行人之归，敌必欲得用事者之首，而后归侵疆，定和好。堂堂大国，决未之从，果若行之，则国不可为矣。昔唐杜元颖自宰相出为剑南节度，敛取苛重，蛮徼咨怨。太和三年，南诏乘虚破成都，焚郛郭，蜀之宝货工巧扫地。文宗遣使临抚南诏。南诏上言，请诛元颖，遂贬邵州刺史。议者不厌，斥为循州司马，死于贬所（此段出《唐书》二十一卷《杜元颖传》。）。其后李德裕为相，议曰：元颖尝居宰弼，失于驭远，致蛮寇内侵。蛮夷之情不可开纵，若为之执怨以快其心，则是不贵王臣，取笑外域（此一段出《李卫公集》十二卷。）。窃考杜元颖厚敛剥虐，遂开边衅，与诬君矫命，轻动干戈固不侔。南诏小国，入蜀之祸，止于一方，与挑祸强敌，轻动百年两国之盟好，三垂受兵，海内骚动之事固不类。元颖庸谬书生，论罪极于窜责。今之奸虐几于荡摇宇宙，倾危社稷，滔天贯盈，罪状固万辽绝。然卫公终以元颖尝为宰相，不忍因夷蛮之请而死之，所以惜国体而非为元颖也。杨国忠之枭首，李林甫之斲棺，无非专权蠹国，开边召乱之所致，亦无戮尸之事。唯晋王敦谋叛，事平而敦已卒，乃跽而斩之。此三恶者，诛之不同。然苟出于其国家之典刑，虽陈尸于市，并坎而埋，取其已戮之体，凿掘斩刺，无不可者。若夫因敌人之命，函用事之首以求成，则自古未之有也。惟燕太子丹封樊于期之首以献于秦，赵孝成王取魏齐之首以赎其弟，本朝徽宗皇帝令王安中函张觉之首以送金人，其事今可复袭耶！矧燕丹雅意欲使荆轲刺始皇，非禀秦之号令也。魏齐魏相，与秦相范雎结怨，秦求之急，自魏而赵，非用事于赵也。邓叔子，降贼也。后周太祖宇文泰因突厥遣使请诛邓叔子，太祖许之，收叔子以付使者，杀之于青门外，至今简册以为深鄙（此事出《后周书》突厥列传四十二卷。）。悉怛谋，酋长也。唐文宗恐吐蕃复怨，竟令执还，戮于汉界之上，李德裕终身痛惜。降俘且尔，矧有关于大体者哉！今奋迅震之威，而殒魁渠之命，大刑正矣。悯其祖考，惠以三寸之棺，大体全矣。我辞既直，敌暴应销。何必取已死之骸，逞无已之刑，快敌心而后可和哉？昔逆亮渝盟，生灵骨暴。亮既废殒，则我遂退听，此未尝得而干预也。且乾坤之怒不极，彼独无大臣乎？始任之以事，而终戮以自送，亦且为敌窥矣。昔吴主戮诸葛恪，臧均上疏，乞令收葬，以为：「人情之于品物，乐极则哀生。见恪贵盛，世莫与贰，身处公辅，中间历年，今之诛夷，无异禽兽，观讫情反，能不憯然」！均之斯言，最为深切。自顷元害扫除，六军喜踊，长安孩幼詈声成风。国之大刑亦震矣，敌所指取志亦偿矣。若又掘诸坎瘗，重加斩刈，以求媚于敌，恐过而伤恩，人情慨然，昔之怨詈转而悲叹矣。敌人无厌，自此邀索未已，愈肆恣睢。他日握兵之将，分阃之人，深惩往事，其孰肯出身任事以与敌抗？是一元害之首不足惜，而国自此不可立，大可畏也。窃谓宜择专对之才，引义析情以答，塞其谋而力拒绝之，不宜以此复命。

伏审召对严宸，云汉下九重之诏；藩宣大屏，旌旗照千里之疆。凡受一廛而卜栖，皆托二天之所庇。仰闻宽大之令，乐诵中和之诗。所被仁风，咸生和气。恭惟某官望高四海，才过万人，家声冠冕于本朝，人物琳琅而满目。惟神螺之川陆，控湖广之舟车，民物夥繁，衣冠骈集。乃得魁垒非常之士，用副渊衷异眷之求。开府浃旬，腾声遐迩。与我共理，其宽西顾之忧；令民咸知，不隔奉宣之吏。即下称扬之诏，召归清切之司。岂但汉皇之赐金，伫看弱翁之拜相。某抱病乡邑，窃听风声。遥望高牙，方伏枕而物系其足；稍能上马，即拥彗而愿扫其门。

为士而孝于其亲，固未足以惊世绝俗，而李氏之孝若能动造化，至为之熏蒸草木，出瑞物以锡之，何哉？岂近世孝子之道衰，虽为士者或有愧于斯，天乃表其异而张之耶？翰苑刘美中尝推本瑞应为之说，而邑令尹又喜其在境内而褒宠之。将见乡邑之间，皆相率而为孝，虽闾巷刺草之民，能持一槩以自显，而风俗大变，或自李氏云。

儿郎伟。晋朝剧郡，冠八邑之封疆；卢水清流，接三江之襟带。秀岭干霄而直上，鸣凤览辉而下翔。昔有儒宫，甲于江右，鞠为茂草，沿值兵戈。物必废而有兴，功自我而作古。县宰向公才有馀地，役不劳人，曾未踰时，郁有成绩。举兹寂寥不诏之典，延聚卓荦非常之伦。堂皇靓深，楹桷峻整，岂但太平之壮观，实为治化之渊源。将见乡邑闾巷之间，咸知向善；宁有公侯将相之种，不出此涂。使北斗星辰以南，见东壁图书之盛。樵儿牧孺，亦知有夫子之门墙；贤士大夫，当尽入圣人之阃阈。请陈谣颂，用助欢声。

儿郎伟！抛梁东，峰头日出半轮红。粉袍竞集纱帷外，听打开门鼓一通。

儿郎伟！抛梁西，千年华表鹤来归。好在浴沂桥下水，他时城郭未应非。

儿郎伟！抛梁南，千寻古木与天参。他日明堂虽柱石，万牛回首转岩岩。

儿郎伟！抛梁北，喜有中原近消息。将军一箭落欃枪，果见图书出东壁。

儿郎伟！抛梁上，夫子门墙高数丈。他年应记上梁人，令尹为谁今姓向。

儿郎伟！抛梁下，枹鼓向来惊里社。夜闻南庑读书声，已足张皇压戎马。

伏愿上梁之后，民皆安堵，室有鸣弦，同底茂规，咸升俊造。穷阎陋室，能诵诗书礼乐之文；悍卒武夫，亦识父子君臣之义。接踵赴云龙之会，乘时依日月之光。